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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毒人员不够,群众演员来凑?公安局长造假的尴尬从哪来

2019/9/11 20:20:06

吸毒人员不够,群众演员来凑?公安局长造假的尴尬从哪来

因为手下抓到的吸毒人员太少,黑龙江齐齐哈尔农垦公安局克山公安分局局长李某竟动了“群众演员”的念头——据媒体报道,由于局里查获的吸毒人员少,在黑龙江垦区公安系统排名靠后多次受到领导批评,李某暗示干警可以采用找人冒充吸毒人员完成案件指标,结果部分干警、协警通过给好处费的方式让不吸毒的老百姓冒充吸毒人员,编造吸毒案件26件。最终,始作俑者李局长被判了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为了“凑指标”而弄虚作假,抑或是“强买强卖”、生拉硬凑,听来荒唐,却又稀松平常。这些年,“指标造假”新闻频出,早有多年前某些县政府为“小康达标”的政绩制造虚假民意调查,近有新近曝出的某地GDP统计数据造假;大有法院硬凑“结案率”,小到居委干部为了刷“矛盾纠纷调解数”而被迫编撰“调解书”……种种指标导向下的造假行为,常常令人哭笑不得——至于近来山东济宁城管队员正月初三就上街撕下临街商铺的春联和福字的原因,据说也是为了要评选“文明城区”,有一些“硬指标”在上头。

 

在禁毒问题上造假,事态严重至于触犯法条,而大多数“凑指标”的行为,未必会有如此直接而严重的下场,但其隐性危害却是无穷的。这未必是指标本身的罪过——政府的绩效、公职人员的工作效率,需要严格规范考核,而数据往往是直观、精确且相对客观的,因而定量指标常被用作评判绩效和能力的重要标准。这些年,借鉴自企业的“指标考核”也成为上级政府机构激励和约束下级单位的重要方式,有时公职人员头上也有“KPI”(关键绩效指标)的剑悬着,对工作也是鞭策。

 

然而,建立任何指标考核体系,都需要立足于实际,科学而全面考量。在社会科学方法论领域有重要贡献的美国思想家唐纳德·坎贝尔就说,“任何定量社会指标越是被用于社会决策,它就越容易遭受贪腐压力,就越容易扭曲和腐化其所试图监督的社会过程”。这话有些绝对,但提了一个醒:指标如果被误用、滥用、盲目使用,乃至成了“指标崇拜”,那是要出大问题的。

 

削足适履、甚至不惜造假,就是指标崇拜带来的祸害。拿黑龙江这位李局长来说,其之所以铤而走险,固然有个人胆大妄为的因素,当地政绩考核方式过于简单粗暴,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单纯以查获吸毒人员的数量多少来评判禁毒工作绩效,忽视了不同情况下查获吸毒人员的难易程度不同,也容易忽略案件真实性。而这种带有“末尾淘汰”性质的“多次接受领导批评”,常常会扭曲相关单位的政绩观,以至于催生出乱走捷径的想法和做法。

 

其实,不以“指标崇拜”扭曲官员政绩观,中央早有明确要求。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对待政府和官员的政绩,必须用全面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要完善考核评估内容和规范。同年兴起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之一也是解决形式主义的不正之风。一些部门和机构也出台过相应要求。2015年,公安部就明确要求坚决取消发案数、破案率等不科学的考评指标。

 

但显然,存在于一些地方政府、一些公职人员心中的“指标崇拜”,还远没有被消除干净。今天创新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共识,而要做到治理创新,必先破除“指标崇拜”。比如超越单一的“自上而下”考核,引入“自下而上”的评估——政府工作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群众对政府工作绩效最有发言权。自下而上的考评,更能提醒官员们牢记自己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此外,从横向看,仅靠系统内部的自我监督、自我评估,也很难实现科学合理。对此,不妨在现行制度基础上,拓宽政府工作的监督面,切实有效地开展人大法治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公众舆论监督等,杜绝公职人员“唯指标是尊”。

 

考核指标不是不能用,该有的“KPI”照样要有,但指标设计必须科学合理、切合实际,扫除由于指标体系不科学而“被迫造假”的尴尬。